回到李子树下

然而，成熟的智慧果实/你并无办法在他人的果园里摘得/它只在自身的苦痛中诞生/尽管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其实一无所知。

在这段节选自《袁培福别弟子书》(Yuan Pei Fu despide a su discípulo)的诗行出自古巴诗人雷吉诺·佩德罗索(Regino Pedroso 1896-1983)，其中蕴含着中国人民的冷静、对生命的理解和坚韧的品质，这些品质总是让古巴人印象深刻。

靠着这首诗以及它所属的整本诗集——《袁培福的醋栗树》（El ciruelo de Yuan Pei Fu (1955)），作者达到了20世纪古巴诗歌的里程碑之一，这证明了当时的古巴人对中国文化宝藏的浓厚兴趣与欣赏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文化对古巴的影响之深；中华文化对古巴的影响形成有着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渊源，这种影响的形成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，而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从那时延续至今从未衰减。

尽管如同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一样悄无声息，但无可非议的是，这个亚洲民族的习俗与传统已融进了古巴文化当中。尽管土壤不同，中国文化在古巴也还是保留了强韧的生命力，同土著文化、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文化共同构建着古巴的民族性格。

漫长的旅程

他们中有200多人，几乎都是年轻人，平均年龄21岁，非常贫穷。他们于1847年6月3日乘坐Oquendo船从现今的广东省抵达哈瓦那港口。1847年6月3日，二百余人乘坐“奥肯卡”(Oquendo)号双桅船从今天的广东省出发，抵达哈瓦那港，这些人平均年龄21岁，年纪都不大，且身无分文。

尽管西班牙需要廉价劳动力在糖厂、烟草田、咖啡种植园、矿山和工厂工作，并同这些工人签订了尤为残酷的劳务合同，迫使劳工们卖身为奴长达八年甚至更久，但中国劳工依旧源源不断地抵达古巴，这使得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接收大规模中国移民潮的国家。

从1860年开始，又一波中国移民抵达古巴，他们自加利福尼亚出发为赶“淘金热”而来。他们没有受到种族主义的攻击，不过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更好。

在1886年古巴废除奴隶制后，中国人承担了与农业相关的工作，他们做起了小生意，开起了旅馆、洗衣店和作坊。

中国人到达古巴的前几十年都是在极端残酷的剥削中度过的，他们因此染上疾病，自杀率也居高不下。可还是有中国人勇敢地加入到了古巴独立的事业中去。战争专家冈萨洛·德·奎萨达(Gonzalo de Quesada)断言：“古巴裔华人没有一个当逃兵，也没有一个做叛徒”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移民继续向古巴迁徙，其人口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。哈瓦那的唐人街——至今仍然存在——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聚居区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聚居区之一。

艺术与谜题
随着唐人街的发展，文化活动也随之兴起：传统戏剧、歌剧和各种庆祝活动百花齐放。 根据音乐学家玛丽亚·特蕾莎·利纳雷斯·萨维奥（María Teresa Linares Savio）的说法，中国戏剧在古巴的首次亮相可以追溯到1873年，那是一家木偶戏院；两年后，古巴的第二家华人戏院Sun Yen将粤剧引入古巴。

“中国传统歌剧通过其舞蹈、音乐、戏剧以及小说、历史和古老传说中出现的戏剧元素，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传入古巴。”

不仅越来越多的公司、剧院、电影院和中餐馆，一些广播节目也会推广这些音乐。其中以哈瓦那、古巴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三地的推广力度最为突出。

1930年，为庆祝农历新年，舞狮首次在古巴公开表演，直至1950年，舞狮都一直是哈瓦那狂欢节的一部分。

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中国元素自然融入民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当中。例如，中国唢呐加入了圣蒂亚哥狂欢节的乐器阵容，卡宏鼓也作为一种民间乐器广受欢迎。

中国元素成为了一种潮流，中国元素常常出现在狂欢节游行当中来展示游行的异域风情。它还深入到了古巴的本土戏剧里，很多中国元素都作为剧作中的人物出现在古巴的本土剧作里。在音乐领域，这种趋势同样显著，比如著名古巴作曲家埃内斯托·莱库奥纳（Ernesto Lecuona）创作了《华人来也》（Ahí viene el chino），阿玛迪奥-罗尔丹（Amadeo Roldán）也创作了《高塔之下》（Bajo la pagoda）、《编钟》（Campanitas chinas）等作品，当中都融入了中国音乐的元素，展现了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借鉴与融合。

视觉艺术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化根源的强烈影响：只需提及两位对古巴文化影响深远的顶尖人物：威尔弗雷多·拉姆（Wifredo Lam）和弗洛拉·方（Flora Fong）。

古巴考古学家、哈瓦那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馆长尤斯瓦尼斯·福纳里斯（Yosvanis Fornaris）向新华社表示，我们可以通过鉴定19世纪的中国瓷器，其中有些瓷器是当时古巴最上层的各个家族特别定制的，来锁定古巴人和中国人之间直接商业联系的初步证据。

这种对中国美学艺术的热衷影响了手工业领域，古巴的千家万户将这种热爱传承了多年。

中国文化对古巴文学也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在书籍《古巴文学中的中国踪迹》中，罗赫里奥·罗德里格斯·科罗内尔(Rogelio Rodríguez Corone)提到了拉蒙·梅萨(Ramón Meza)的文章著作《不一样的卡梅拉》(Carmela)、《中国商人》(El mercader chino)和《烧炭人》(El carbonero)；阿尔方索·埃尔南德斯·卡塔的(Alfonso Hernández Catá)《华人》(Los chinos)；卡洛斯·费利佩(Carlos Felipe)的戏剧《中国人》(El chino)；维吉尔·皮涅拉(Virgilio Piñera)的《巴尔多梅罗案》(El caso Baldomero)；以及莱昂纳多·帕杜拉(Leonardo Padura)的《蛇尾》(La cola de la serpiente)。同样，胡利安·德尔·卡萨尔(Julián del Casal)、何塞·莱萨马·利马(José Lezama Lima)和塞韦罗·萨鲁迪(Severo Sarduy)也在其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加以分析。

玛格丽塔·马特奥·帕尔默(Margarita Mateo Palmer)在对上述卷册的评论中，提到了我们文学中的传统（这一传统通过1936年费利克斯·B·卡涅特的广播剧《常丽波》和1937年古巴第一部有声电影《红蛇》得到普及并为大众接受），即将神秘、追踪、寻找解决谜团的解决方法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，并通过一位耐心稳重的亚洲侦探串联在一起。

中医圣手拯救古巴

从广义上讲，文化，即所有超越艺术与文学的范畴，组成并定义以国人民的积淀。而古巴文化中的很大一个部分就是由中国文化组成的。

我们的谚语“中医看了也摇头”这句话背后有一段故事。在雷春仪的《1847-1959年中华文化在古巴的影响与痕迹》(Las influencias y huellas de la cultura china en Cuba: 1847-1959)一文就曾解释过，当时古巴最著名的中国医生名叫Cham Bom Biá，真名张庞平。

这位医生技艺精湛，集中医各家之大成，甚至在瘟疫爆发时，他都能用自己广博的中国和古巴草药知识为古巴人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同样，一些中国药品也逐渐收到大众青睐，这些药品能够在中国药房中购得，如著名的膏药和虎膏。

在宗教领域，中国神祇San Fan Con——在中国叫关公——融入了古巴宗教，与神明“禅各”（Changó）和天主教的圣芭芭拉相结合。中国的其它符号和信仰诸如生肖、轮回、五行（火、土、金、水和木）、风水，以及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都流传至今。

有一种赌博游戏名叫“猜字谜”——这种游戏尤其受到贫民阶层的青睐——这种游戏至今仍然流行于民间。其他娱乐活动在岛上赢得了青睐，比如麻将；多米诺骨牌则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桌上游戏。在体育方面，武术也很早便被引入了古巴。

烹饪也许是古巴最受欢迎的中国元素之一：从对米饭、蔬菜和烤乳猪的偏好，到酸甜酱、酱油、中式糕点和炒饭（炒饭由中国移民带到旧金山）都备受古巴国民欢迎。

自从中国同古巴于1960年9月28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，各种文化方面的协议都推动着两国联系的加强。

像古巴华人文化艺术中心、孔子学院和古巴武术学校这样的实体，则不断为中古文化交流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；正如袁培福写给他弟子的话所说的：

去吧，去吧，我的孩子。/站起来吧，好好生活，去做梦，去否定，去肯定，去摧毁。/当你狂热不再，甚至连信仰和爱都失去时，/就请回到李子树下吧。// 我就在这里等你，在它枝繁叶茂的枝桠下，/在无依无靠的漫漫长路中予你一片荫凉…